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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病室与医患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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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巴金的小说《第四病室》，研究界关注尚不多，主要围绕作家对当时黑暗的社会乃至存在诸种丑恶现象的医院的批判来阐释。的确，巴金本人在1960年为小说所写的“后记”中，说过这样的话：“我躺在病床上观察在我周围发生的一切，看见人们怎样受苦，怎样死亡，我联想到当时的社会，我有很深的感受。”[1]208并且，巴金也还谈了他笔下人物所带有的影射意义——小说中热情善良的主人公杨木华医生虽然能够给病人带去一线光明，“但是在那个环境里她能够做什么呢”，“她也只好让那些本来可以不死的贫苦病人一个跟一个呻吟、哀号地死亡”[1]208。后来的一些评述，便循此线索，着重阐发小说的现实批判精神。比如，一部较为权威的巴金传记这样介绍巴金写作《第四病室》的动机：“他有意通过这部作品，揭开抗战后期大后方黑暗社会的烂疮。作品描写的病人们的种种遭遇和痛苦，正是当时国统区人民苦难生活的写照。”[2]再如，一部较为权威的小说史著如此评价《第四病室》：“小说以芜杂的场面逼近生活，给人以无法逃避的真实感。它的社会批判色彩极浓，有若契诃夫的《第六病室》，以浓缩的形式，借一间病房囊括了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令人窒息的恶浊气氛。”[3]此外，还有研究者热衷于运用苏珊·桑塔格、福柯、柄谷行人等的理论，把《第四病室》中的疾病现象纳入民族、国家、社会范畴，予以评论。

《第四病室》的批判色彩固然是有的，不过若只停留于此方面解读，则不能深入领会作品的丰厚意蕴。而采用貌似深刻的“洋为中用”的理论话语进行解读，也往往难逃方枘圆凿、隔靴搔痒之弊。今天，我们要以更宽、更新的视野看待这部小说。细读《第四病室》，能发现这部小说并非仅仅着眼于批判，与批判并行的还有巴金对当年自己在病室生活温馨美好体验的怀念，以及对于医生、患者各自的责任与义务，对于医患二者互动之中和谐关系构建的思考。小说的这种内涵，大大强化了文本的张力。笔者以为，《第四病室》的高度艺术性就在于：这部70年前创作的作品，对于事关生命质量的至为重要的医疗问题，提供了富有前瞻性的启示；这部作品所包蕴的内涵，对于未曾远离人们视线的医患伦理构建问题，具有极强的借鉴价值。

一、温馨回忆中的宝贵启示

自古及今，医生与患者，是医疗领域的对立统一体。二者关系和谐与否，直接关乎人的健康乃至生命质量。医患之间的问题，在今天格外引人关注。《第四病室》对医生与患者的各自角色及相互关系，都予以生动、形象、丰富的呈现。本文所要论述的思路，即由《第四病室》作品出发，就医者(包括医院等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各自责任与义务的履行，以及二者矛盾关系如何和谐、健康发展，予以探讨。

1944年6月，巴金在贵阳中央医院第三病室住院。他做了2次小手术，先治疗鼻子(矫正鼻中隔)，然后到外科开小肠气。次年创作的《第四病室》，素材即取自这十几天的住院经历。巴金摹写生活原貌的现实主义创作意图十分明显，巴金在《第四病室》“后记”中说：“这是我的亲身经历……第二年我用日记体裁把我的见闻如实地写了出来。病人、医生和护士全是真人，事情也全是真的……我只有在杨医生的身上加了好些东西。”[1]207

那么，巴金的住院经历究竟怎样呢？如果按以往研究常强调小说批判性的论断来推断，巴金看到的应该多是黑暗现象。事实是否如此？关于住院的真实情况，巴金于新时期所写的一篇文章《关于〈第四病室〉》中，予以了清晰的记述。该文虽然也指出了旧时代的黑暗，不过文中这样的文字更值得关注：“然而我还应当说一句公道话：病室里的医生除了那个给朱云标治病的外科医生外，一般都能用平等的眼光对待病人。”[4]263巴金还坦言，虽然手术对身体有些影响，又因无亲人护理感到孤独，但是他在那间“有二十几张床位的三等大病房”里，并没有感到什么不便，甚至在出院的时候，“对病房里的医生、护士和病友，倒有一种惜别之情”[4]257。巴金说，“我怀念当时第三病室的医生、护士和病友。”[4]264具体结合《第四病室》来看，巴金的表述确乎是真诚的。因为小说整体内容中，除了对于药品缺乏现象以及个别现象与人之外，并没有呈现像巴金其他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多的、强烈的批判色彩。《第四病室》塑造化名陆怀民的“我”，以“我”的冷静观察展开叙事，以绵密的写实风格，对整个医院的人事种种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书写、刻画。叙事人与隐含作者的高度统一，还原了作家本人较为愉快的住院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