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训练与应征抗战时期国军战力受制原因探析 - 医疗装备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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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训练与应征抗战时期国军战力受制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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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学界有关抗日战争军事史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2017 年11 月湖南衡阳“第一届抗日战争军事史暨湖南抗战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及其相关成果的公开、交流凸显了上述研究在当前的一些新动向，比如研究对象或内容，过往以历次重大战役的过程描述以及敌我双方宏观、中观层面的战略设计与实施等为侧重，逐渐让位于更趋微观、理论化的探究与总结，常见的有军队指挥、士兵能力、训练教育、武器装备等诸多方面。不过相对于中共领导下敌后军事斗争的已有著述，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类似反映抗战时期国军战力的相关研究则有些单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比如王奇生先生依托徐永昌、何成濬、丁治磐三人日记，对抗战时期国军战场表现、军事素养以及战区制与地方军人势力关联等问题加以深入剖析，以期对以往研究某些纰漏予以匡正；①王奇生：《抗战时期国军的若干特质与面相——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抗日战争研究》2014 年第1 期。又比如金之夏先生主要以淞沪会战期间国军战场表现为研究个案，提出了未能现代化是导致抗战时期国军战力低下的主因；②金之夏：《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暴露的若干问题——基于国军内部的观察与反思》，《抗日战争研究》2018 年第3 期。③陈默：《抗战初期的国军整理：部队的整补扩充和新编制的形成（1937—1938）》，《抗日战争研究》2013 年第1 期。再比如陈默先生对1938 年国军新编制改革背景、过程、成效等加以较为全面的考察与分析。③然而仅有以上这些，于较为深入、全面剖析或者诠释抗战时期国军战力这一目标而言，只能是杯水车薪，不仅不充分，同时也不完整。得益于“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无私开放，从而能有机会查阅到抗战时期出版、发行的一些宝贵的官方原始资料，比如国民政府军政部、军令部官方文献与统计报表，还有同时期民国广东省、浙江省、贵州省等政府或省军区司令部所刊印的兵役期刊等材料。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本文得以从军队医疗保障、军事训练质量、国统区民众应征意愿这三方面入手，在历史性呈现抗战时期国军战力受制的一些主要成因的同时，试图就国民政府“持久战”战略的可行性等重要问题作进一步思考。

一、军队医疗保障问题

（一）官兵健康未受重视

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国军官兵健康问题已经比较凸显，即便各方面配置较为齐备的中央军亦不能幸免。根据1930—1931 年中原大战、围剿红军等战役中负伤、患病中央军官兵的不完全统计：从总体而言，负伤官兵占比约59.89%，患病官兵占比约40.11%。然而就具体医院收治情形而论，部分医院所接纳的受伤官兵数与患病官兵数这两者比例几乎接近1：1。不过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些患病官兵中，传染病患者又占据了相当比例。其中不仅有致死率较高的急性传染病，即民国法定传染病，①根据1930 年南京市卫生局的统计报表，可知伤寒及类伤寒、斑疹伤寒、赤痢、天花、陪斯忒、霍乱、白喉、脑脊髓热、猩红热被称为法定传染病，参见南京市卫生局编印：《南京市政府卫生局十九年刊物》，1931 年，第83 页。而在1939 年4 月20 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防疫委员会公告中，将伤寒或类似伤寒、斑疹伤寒、赤痢、天花、鼠疫、霍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称为急性传染病，并且明确上述九种传染病为重点防、治的法定传染病。参见（伪）中央防疫委员会编印：《二十八年度防疫汇报》，1940 年，第11 页，第29 页。例如痢疾、伤寒；而且还包括了民国医学所认定的慢性传染病，②慢性传染病包括结核病、癞病（麻风病）、疟疾、梅毒和淋病、沙眼症。参见程瀚章：《传染病》，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37—47 页。比如疟疾、肺结核、性病、流行性感冒等。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受制于当时国家医学水平、医疗条件等因素，民国时期有关传染病的官方、民间认知都不同程度存在着明显误区抑或者偏差。以传染病分类为例，根据2004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三条规定：除流行性感冒外，痢疾、伤寒、疟疾、肺结核、性病等均属于乙类传染病范畴。同时依据2004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甲类、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宣布本行政区域部分或者全部为疫区；国务院可以决定并宣布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在疫区内采取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紧急措施，并可以对出入疫区的人员、物资和交通工具实施卫生检疫。”③《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自2004 年12 月1 日起施行。